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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邓盛华

人口红利对珠三角经济增长的影响

除了在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学历结构及区域分布等方面体现的一系列典型特征外，珠三角的人口结构具有一个在全国独有的特征，就是暂住人口宠大甚至在一些城市要高于户籍人口，也即"人口倒挂"现象。

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对珠三角经济的意义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对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产生影响？如何分析这些影响？为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口政策应采取何种政策取向？

一、不同的人口群体的经济意义"人口倒挂"的直接后果，是在珠三角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二元结构：户籍人口阶层和非户籍人口阶层（暂住人口）。两类人口群体在生产、消费等方面的经济影响截然不同。

（一）暂住人口的经济意义非户籍人口（暂住人口）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中的生产部门。在经济意义上，暂住人口相对较少地享受由社会公共投入带来的公共服务，存在某种城市发展的边缘化群体的特征。由于现行户籍制度（包括对较高素质的人士实行较宽松的入籍制度）的"筛选作用"，暂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总体上劳动报酬较低。

任何一个地区的产业经济增长均不外乎以两大要素为主要基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庞大的暂住人口数量，是珠三角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是享受"人口红利"的必然结果，亦是现阶段所必须的。"人口红利"是指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较低成本地获得充裕的劳动力，或在不承担或少承担劳动力培养成本的条件下获得生产所必须的劳动力的经济现象。经典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来源，享受"人口红利"的区域能抢占先机，在区域发展竞争中独领风骚。

近20多年来，珠三角通过发挥自己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充分地享受了"人口红利"，吸纳了国民中大量年轻、素质较高（相对于全体国民尤其是农民群体而言）的青壮年劳动力。在与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争夺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这种比较优势是明显的。劳动力输出地（主要是内地的农村和小城镇）承担了人口的培养、教育成本，还隐含地在将来承担着人口的养老、医疗等义务，所得到的是作为打工者汇入的工薪剩余；而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珠三角，不需承担这两大类义务及其相关支出，所得到的是庞大的生产能力，所付出的是（远低于本应支付给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支出。

在这个意义上，珠三角从暂住人口所得到的是正面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效用。暂住人口在经济上对于城市的总价值是积极的。暂住人口倘若能在珠三角的居住、生活，则必须从事相当的生产活动，并对珠三角城市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相应的收入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对于决策者来说，一座迅速发展的城市不应当为暂住人口大量流入而忧心忡忡，而应对此持有积极乐观态度，应认识到这种输入是本市经济成长的重要源泉。

当然，珠三角作为主要靠暂住人口提供产业劳动力要素的地区，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成本，并在可能出现若干负面的后果。就人口承载成本而言，包括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占用，对水、电、医疗、粮食的消耗等等。这种成本是必然的。

（二）户籍人口的经济意义与此相对应的是，户籍人口的生产、消费特征及经济影响有所不同。在珠三角，户籍人口是社会地位较高、经济收入较高的阶层，他们与暂住人口在社会分层中构成了相互割裂的两端。由于历史原因，珠三角的户籍人口又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一个是户籍新移民阶层，另外一个是户籍原居住民阶层。其中户籍人口的新移民总体素质较高，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部门、第二产业的管理部门，以及中高端服务业。原住民则作为经济成长成果的享受者，主要靠城市繁荣以后级差地租及其衍生的经济收入（如住宅租金、厂房租金、土地入股收入等）生活，成为食利阶层。

户籍人口群体是珠三角主流社会的主体部分，这一群体承担着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的主体功能，是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意识的主要根基。他们的人生规划以珠三角为基点，对城市的各个产业成长均起着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存在几个经济特征：

一是户籍居民的贵族化倾向。户籍居民事实上在社会分层中居于优势地位，通过税收等转移支付方式享受着城市主要的公共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福利；在职业安排上处于优势地位，事实上也是"人口红利"的享受者。他们不愿或不必从事带有体力特征或工资较低的工作岗位。户籍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已进入发达国家所通称的"中产阶层"，以第二住房、轿车、外出度假为时尚的消费方式。体现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差距日趋增加的二元化结构对珠三角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复杂和难于调和的。

二是户籍人口内部户籍新移民阶层和户籍原居住民阶层的过度分群化及户籍原居住民阶层的非生产性。在中外移民史上，成功的移民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矛盾和交流，移民和原住民往往会达到较大的融合。但目前在珠三角的户籍居民中，经过了25年的相处，新移民和原住民并未形成相互的阶层流动，而是在生活、生产方面完全处于相互隔绝的不同圈子。原住民作为经济成长的享受者，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在文化和社会上则处于边缘地位。此外，由于主要以地租和食利为生，原住民的非生产性和相对封闭性已逐步形成经济上的不良循环，对城市经济增长难以起到充分的促进作用。

二、人口红利和人口结构对珠三角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主要源自五类"城市资产"，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公共物品、私人资本及制度因素。其中，人力资源的多寡的质量是城市经济的现实成长力和潜在成长力的关键因素。其内容包括人口的总量及其专业技能，分工状况、人口的文化素质及其创造力。如果这些条件较好，则可以更快、更好地吸纳资金等其他要素，取得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在经济增长取得更好的业绩。

珠三角现有的人口结构对本地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什么影响？

简单地说，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净出口需求）三大类，尤以后两者的贡献率较大。长远来看，城市的综合创造力和城市文化的塑造，亦对经济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现有的人口结构对珠三角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认为，现代城市的发展，一般会经历"工业化初始阶段"（第一产业大于10%）--"工业化加速阶段"（第一产业小于10%，且第二产业高于第三产业）--"工业化成熟阶段"（第一产业小于5%，第二、三产业比重大致相当）--"后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很小，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达到70%以上）。根据这种划分，珠三角经济正处于从"工业化加速阶段"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过渡。

在目前阶段中，现有的"人口倒挂"现象对经济成长是有利的。第二产业主要靠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为基础，并力图以降低成本为取得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现有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且劳动力的社会成本较低。在这种比较的成本优势中，珠三角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但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人口倒挂"则将成为制约珠三角成长的致命因素。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完全不同于现阶段，特别是对中高端的人才的种类、数量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有总量很大的专门人才如金融、管理、科技、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人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靠"人口红利"已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多样化和产业的成长力。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营商成本结构的变化，城市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暂住人口的居住停留的不确定性，在产业结构变化或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外迁时，有可能造成当地的"产业空心化"和"人口空心化"问题。这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而言，实质上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在消费特征上，暂住人口具有自身的不同之处。由于暂住人口的人生规划模式是以其原籍为归依的，这事实上会造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影响。即收入的对外流向和支出的过度节缩。由于无法进入本市的主流社会，且城市未能对暂住人口提供住房、养老、生育等支持，暂住人口的收入是向原籍所在地单向流出的，这对于当地城市经济而言是一种"漏出"。暂住人口支出的节缩特征，会导致他们对本地消费市场的参与度和影响度被制度性地为降低。由于这样的消费特征，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从暂住人口得到的收入份额较少。经济学者常用"当量人口"--将一部分不在所在城市的经济中起收支影响的人口可以忽略--来评估。

过少的户籍人口所导致的消费不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直接。在这种条件下，城市的"人气"直接影响城市的经济景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少的户籍人口带来了本地市场的有限性，消费市场面临着难以超越的市场瓶颈效应。

由于二元的"人口倒挂"现象，珠三角部分城市整个第三产业实际上已在近年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户籍人口太少，暂住人口消费抑制--市场容量太小，产业发展空间不足--第三产业速度太慢，相对比重下降，行业发展后劲不足，更新速度减慢--服务业重心向邻近地区转移"。这种情况在官方的统计上实际上已有所体现。长此以往，第三产业发展可能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

（四）对城市长远成长力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城市创造力和长远成长力的一个方面。古今中外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基于特殊机遇崛起的城市，均依赖于如何审时度势，抓住机会壮大城市的总体实力和资源拥有量。其中人口资源的拥有主要依靠快速吸纳国内、国际的优质的新鲜血液。如18世纪俄国的圣彼得堡、19世纪末的上海，20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无不如此。历史证明，一个城市之活力和竞争力最可宝贵的是不断注入的人力资源，通过拥有一个较高量级的优质人口总量，逐步形成城市"草根市民"阶层--即有相当总量的、以本城市为终身归属并认同本城市价值观的居民群体--依靠他们传承文明，创造财富，参与经济活动，从而实现文化的繁荣，文明的丰富，并进而反哺城市经济，确立城市长久的经济增长能力。

珠三角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但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各项总量指标上，弱项之多也很明显。能否持续地保持现有的快速成长率，还很不确定。源于"人口倒挂"现象及"草根居民"总量过少的负面影响还会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城市中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智力资本的总体存量不足，外溢效应有限；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外源型，虽然个体企业能力突出，但是城市总体上自有创新能力不足；现代服务业由于总量不足，成熟的亚产业不多，产业群的上、下游链条断裂，总体辐射能力有待增强。如此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珠三角未来的经济前景和长远成长力，是否能给人以充分的信心还很难说。

三、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分析，以下问题在近期内宜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制定具有长远眼光的人口本地化战略，留住中高端的人才和专业技工，壮大草根阶层。

珠三角城市需要一个更加大胆的、更加积极的入籍政策和制度。现有的各种关于户籍政策的"惜吝"思路都是过于保守的，对珠三角城市的长期发展不利的。

当前，珠三角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应当采取的选择是，利用全国人才供给在低水平上的"过剩"的有利条件，更大胆地吸纳全国的各类人才并稳步转化大批本地暂住人口中的优秀分子。当务之急是制定一个有相当的前瞻性的户籍人口增长战略（同时也是人才引进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构筑一个庞大的、稳固的、优质的"草根市民"总体，引进总量较大的新型移民（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至少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半）。应当充分借鉴国际上一些城市国家或成功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的移民入籍政策，大量利用毕业生分配入籍、技术入籍、投资入籍、纳税入籍、美德入籍等手段，增加人口总量；应尽快将现有的行政审批入籍改为依照一定的条件核准入籍的政策，使想入籍、有能力、有素质的中国各地优秀人才云集珠三角，掀起新的创业高潮，打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业乐土"。

（二）要立足于把广州、深圳快速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把珠三角城市群建成世界级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或都市连绵带（Metropolitan Interocking Region）,为珠三角地区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储备大量的人力资源，确保城市长远增长后劲所需的智力要素。

珠三角目前尚未完全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离"后工业阶段"尚有一段距离。目前珠三角工业发展后劲尚较足，估计在未来三、五年内第二产业的比重不会降低。现有的人口结构对工业的持续发展是适应的。但是珠三角经济始终要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近期以来，官方对广州、深圳已确立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作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新兴城市，在第二产业发展充分之后，进一步地寄希望于第三产业的持续增长和份额增加，以提升城市经济结构，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而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是城市自我蜕变并成功转型的惟一的出路。纵观国际上所有的现代化大都市，无一例外地是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纽约、巴黎、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台北等国际上知名的大城市在20世纪之初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达到了70%以上。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到第三产业主导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仍将是一个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向具有国际影响的城市"晋级"所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跨越。

一个城市能实现这个蜕变，必须具有充分的资源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准备。对于城市而言，人力资源的储备具有鲜明的"时滞效应"和"路径依赖"特征：今天的居民素质状况取决于以往的人口存量和入籍制度，将来城市的政治、经济表现和相对的城市竞争力，取决于今天对人才的吸引手段和集聚能力。

如果城市经济在将来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就意味着主要依靠智力因素的中高端现代服务业产业群应占到较大比重--这需要一个总量很大、素质较高，有多种专门技术门类的人才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因为采用"过于激进"的入籍政策导致大城市一时的户籍人口中的中高端人才"过剩"（如果存在的话），因而对现有就业有所冲击（比如导致平均工资下降现象等），在中长期战略上也是有益的，不必有所顾虑。

（三）对现有的暂住人口过多的问题，应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解决，不需施加过多的人为压制政策。

人口问题的实质，不是暂住人口过多，而是有持续生产力的户籍人口过少的问题。暂住人口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城市总体上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暂住人口是珠三角当前得以繁荣的根基，政府的角色不是驱赶，而是做好服务（这与驱赶无业流民不是一回事）。从产业的角度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难以以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营商成本的（尤其是土地成本）的提升，以简单加工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迁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之相随的就业人口也会随之迁出，政府的任务在于未雨绸缪，及时填补产业空洞、培养新型的替代产业群，防止另一种形式的"经济拉美化"（即产业转移后随之而来的衰落）。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和"三来一补"工业的北迁，已折射出珠三角经济的隐忧。因此，如何将人口政策和经济战略进行合理的结合，政府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即，更具长远考虑的政策措施亟待出台。

邓盛华简历：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深圳证券交易所金融学博士后，副教授。现任职于深圳市政府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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