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政府建设之路

有限政府：政府不该管的事不要管

何为有限政府？在一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广东思想解放论坛上，专家对广东多个城市近年来实施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给予积极评价，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太庞大了，而且政府的权力和支配的资源非常多，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这一手要硬。

近几年，广东多个城市都启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圳1999年2月在全国率先搞审批制度改革，到2000年末完成第一轮改革。全市1090项审批事项，减少400多项，其中取消200多项。广州市1999年开始搞审批制度改革，全市共有1377项审批事项，经过改革，取消202项，下放33项，转移22项，合并111项，剔除162项，最后剩下800项左右。东莞学习深圳经验，1999年开始搞审批制度改革，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全市共有审批事项1123项，经过改革，取消447项。经过前后三轮的审改，东莞市原有的行政审批项目超过60%被砍去。

政府变“小”了，社会如何变“大”呢？“university的本来意思是一帮人在一起学习念书，后来发现要有人召集、要有教师，最后就成立师生联合体的自治组织，人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就产生公共管理。”郭万达这样演绎公共管理的概念。他介绍说，中介组织在国外大量存在，广东现在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政府不应该一切都管，应该发挥中介组织和NGO的作用，让社会变大。

而在“小政府、大社会”里，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需要明确政府与企业、市场的边界，与事业单位的边界界定。中山大学肖滨教授说，这三十年来有长足进步，但是离政事分开还差很远，深圳在搞改革，但还没有完成。有限政府说到底就是审批制度，广东在审批方面把很多方面砍掉，但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划分政府的边界，让政府更多管该管的事，这才是实施的原则。

有监督政府：“行政三分”可否实操

如何建设有监督的政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大部制改革”成为热点。

在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出台之时，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全国人大要讨论的大部制改革，在深圳早就进行了尝试。”借着“大部制”的“东风”，深圳一直鼓吹的“行政三分制”也再度被提及，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深圳大学马敬仁教授认为，“大部制”实际上是以“行政三分制”为主要内容，从两年来的实行情况看，建立行政三分制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深圳今年可以启动进入行政三分制的关键性环节。

“行政三分制”说白了就是“分权”，其根本思路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政府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的相对分离；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作为政府智囊的马敬仁早在2003年就提出行政三分制。在他看来，“大部门制”实际上是“行政三分制”的组织形式，大部门制(即按照大行业、大系统设置政府部门)，也是决策和执行、分离和协调的关键环节，是行政三分制的具体化。

“部门利益和部门偏好带来的弊端，也可以通过这种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解决。此外，还可以使执行更加有效，执行力也会更强，监督体系会更加完善。让政府内部、社会以及其他机构，形成对公共权力相对完善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让公权力不致滥用。”马敬仁说。

在广东解放思想论坛上，不少专家对于“行政三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杜钢建教授认为，要完善政府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有三权分立的机制，另外要监督。监督包括政府的机构监督、横向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这几个监督都要。如果没有多方面的机制，光靠政府部门监督是不行的。也有专家表示反对，认为改革很核心的问题是行政改革，三权分立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构架，不能搬到行政层面。
郭万达同样也并不赞成三权分立，他认为，广东可以对宪政架构进行创新，但并不需要“三权分立”，现在已经有完善的架构，只是需要落实。比如在人大层面，各地有不少在创新，如对人大述职的现场直播。比如在党政层面之外有一个监督的“第三部门”，如深圳监察系统设立的绩效办，通过评估找毛病，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再比如审计的独立性，这些广东都可以做到。

有责任政府：政府应为失职向市民道歉

“有责任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让很多深圳市民印象深刻的是，梅林关遭遇“黑色星期一”在媒体见报后，分管交通的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带领相关部门调研，以求解开这一“死套”。2007年1月11日，严强意外地从报纸上看到，因为梅林关拥堵问题，深圳三部门对市民公开道歉。

在这次道歉后，公开道歉更是成为深圳的一种制度，对政府公共管理不力，有人承担责任成为常态和制度，深圳还对政府机关干部发动的“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也在2005年展开。深圳市监察局局长杨洪在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在“责任风暴”中，深圳全市共追究行政责任294人。

肖滨教授认为，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官员对公民负责，而不仅对上级负责。官员最好还是能够普选。要靠老百姓的选票，官员就会考虑对老百姓负责。在基层政府可以尝试乡镇直选，广东这方面还有空间。他还认为，应该调整官员评估机制。一个政府官员如果问责时压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百姓，他的动机往往会变成是做政绩工程。

“深圳与香港现在联系日趋紧密，互动也更为频繁，可不可以考虑引进香港的公务员来做深圳部分局的局长？看看人家是怎么来管理，怎么来用钱？人家是如何使用公车？”郭万达更提出这样一个颇具创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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