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石头’不好摸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对本报记者如是感叹。

杨庆育建议，中央应给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错权”，以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保护改革创新的动力。

杨庆育的说法，得到了重庆市代表团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应。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就认为，在改革进行到现在，不能再靠偷偷摸摸的试验来推动改革。而应该从一开始，就从法律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创新行为的合法性。

这正是本次两会上他提出的一个议案，<；关于请求全国人大授予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特别立法权的议案>；。

综改总体方案已得到中央原则批准。

2007年6月，重庆市被国务院批准为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

稍后，统筹城乡试点也在重庆开始展开。该市先后确定九龙坡、垫江和梁平三个县作为试点区县。

“九龙坡白市驿在2006年就是我们统筹城乡的一个试点，且九龙坡区有一定的财力来推动试点。”杨庆育解释。但是，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只占少数的区县，九龙坡的试验在重庆不能算最具代表性。因此，后来又确定了梁平和垫江作为试点。

杨庆育介绍，这三个试点将在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机构改革等方面做出试点。

据称，目前重庆方面已就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形成一个总方案，7个子方案。该套改革方案，业已上报国务院。

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他在其间透露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已得到中央原则批准。

杨庆育透露，重庆将推进6个方面的配套改革，包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改革城乡规划体制，统一城乡规划体系；建立新型的土地平衡和管理机制；改革公共财政体制，让财政性资金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提高金融统筹城乡的能力；推动社会事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其目标是在未来12年之内，将900万至10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市民化。这些农民的绝大多数将被引导落户在小城镇、县城，一小部分进入重庆主城。

如果这些目标实现，未来该市农村剩下的劳动力，每人平均占用耕地达6亩以上。土地集约规模化经营将顺理成章。

试错权

但是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7年6月底出台政策，许可该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各界争议，并引起了高层重视。

是年7月中下旬，相继有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农业部等在内中央部委前往重庆调研、考察。

“这其中存在风险。”杨庆育坦承，土地流转、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按<；公司法>；规定，股份制公司破产要进行资本清算，“届时，农民就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不过，杨庆育坚持认为：“尽管存在风险，但改革探索不能停。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加以引导，让每一项改革的决策和实施都做到规范透明。”

根据介绍，为了规避、降低农民的风险，重庆市从三方面着手加以防范。一是在试点镇甚至村建立土地流转中心，中心人员代表农民进行谈判；二是在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时候，在合同中增加例外条款，保障农民权益；三是加大对该类公司的监控；四是将这样的试点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杨庆育认为，中国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联产承包触及的利益主体相对简单，改革见效也比较快，但综合配套改革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难度很大。”

他说，不管是成渝探索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武汉探索GDP与环境两不误，每一项探索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是“硬骨头”。这就需要一个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

“所谓创新，肯定将对部分体制甚至部分下位法形成冲击”，杨庆育说，“否则就说不上是改革创新”。

这也是杨庆育呼吁中央给予“试错权”的原因。

他的理解是，“试错权”是一个包括法律授权、政策支持等内容的综合体系，借此创造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特别立法权

韩德云认为，要走出偷偷摸摸创新的尴尬处境，对重庆来说最好的路径是请求获得特别立法权。

和杨庆育一样，他也认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实环境更加复杂。而重庆市这个试验区的改革，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也同样以其中涉及到的土地流转为例。

“如果没有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操作办法，如何评估农民土地承包权货币价值？”他分析，“如此状况下，公司怎么获得银行贷款？怎么吸引外资？”

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国的改革采取摸石头过河的路径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其原因是从全国而言，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完善。

因而各地为改革开放进行摸索试验而制定的政策和规章等，与当时实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发生太大冲突的情形较少。反观目前的情况，在九届人大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十届人大期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目前现行有效的法律达到230部，行政法规达到600件，而且2010年还将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他说，“可以说现在一些创新，一动就触动了既有法律”。

在这样的环境下偷偷摸摸创新，既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也容易产生创新违法。不利于鼓励改革创新。

他认为，综改区请求特别立法权并非没有先例。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全国人大先后均给予这些特区特别立法权授权。

“如果重庆取得了特别立法权，就是取得了在遵循国家基本法律、全国相关决定和国务院相关法规的原则下进行适度立法变通的权利”，韩德云说，“那将能更好的协调作为综改试验区的重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