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广东主要新闻网站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引起了广泛关注。汪洋、黄华华在信中赞扬网民对广东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愿向网民“求计问策”、接受网民监督。此举得到了民间热情赞扬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介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网上征文活动，得到奥一网网民的积极回应，目前已收到一万多条“捎给汪洋书记的话”。“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成为3344万广东网民的基本共识，网上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为践行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灌水”、“拍砖”之热邀，同时顺应广大民众争当“网络公民”之热望，即日起，奥一网联合搜狐等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社区论坛，推出“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之10学者捎话汪书记”大型主题活动。今日刊发第十二篇，原标题为《始于广东的中欧相逢及其超越》，现全文刊载如下：

中欧三次相逢都始于广东

回顾中欧相逢，像一次远足，在空间上很遥远，在时间上也很遥远。但会让我们的读者感到亲近的是，16世纪以来的中欧三次相逢都始于广东。在现实和虚构的历史记忆中，中欧相逢改变了各自的形构，使历史发生弯曲，进而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世界的行程。

中欧论坛 “网络暴民”缘于理性表达渠道缺失

中欧第一次相逢是围绕神圣性展开的。那是在两个“中心”之间进行的，时间是16世纪文艺复兴末期，以1583年耶酥会士到达中国为标志。一来就不走了，有的一住长达50余年，终老于斯。我们如何界定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想像他们的“跨文化”生命体验？相互不断深化的交往引起了两个世界精神上的震荡，西洋历法的采用是中国宇宙观的一次突变，让中国人知道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标记还有另一种方式。在大洋的另一侧，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7世纪中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基督教历史开始的公元一年正是这部中国上古史的结束。这无疑引起了对《旧约》所描写的一神创世观念的冲击，对当时欧洲的人类史观是颠覆性的，也反衬了欧洲教皇大一统意识形态的不得人心和衰落，遂出现了思想界著名的“中国礼仪百年之争”。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眼中，中国是全世界最智慧、政治最完善的国家，而且一直保持着物质、进步和理性，从未陷入迷信或天主教的教条之中。伏尔泰通过中国人之口要述说的是他自己的理性哲学，并以此为武器，与路易十五的不宽容政治作斗争并试图摆脱梵蒂冈教廷的统治。中国就这样无意识地被卷进了欧洲现代化的发端之中。

中欧第二次相逢则体现了英雄征服的强权逻辑，大国粉墨登场争霸世界。清帝国千疮百孔，西方的中国观转向，由赞美跌向鄙夷。18世纪末英国大使马尔嘎尼（Macarteny）代表团访华、虎门销烟、洋务运动以及五四运动都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性符号。这次相逢需要坚船利炮，新生的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摆出主角姿态，打着国际法的旗号到处占领土地（殖民地）、贩卖人口（奴隶）、攫取利益（商业），征服自然（科学技术）、张扬理性（世俗化）。保持华夷贡奉体系的中国仍表现出自古以来对“商”的蔑视，似乎接受传教士比买卖商品更容易。然而面对失败，中国渴望“富国自强”，被迫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体系，并决意悲壮地向“敌人”学习，利用新教传教士从西方输入各种现代化的符号，工业、学校、医院、报刊、甚至公民社会、民主……，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情结推促着中国人进入了一种漫长的“他我认同”（hétéro-identité）的参照，在自卑和自傲之间尴尬地摇摆，一直到现在都还未找回不卑不亢的平和品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较劲儿，但中国毕竟开始了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进程，它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知识面貌。民族国家的张扬强化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意识，“文化”、“种族”“国家”这些新概念自18世纪中叶产生以来，逐渐成了做人的参照系。

第三次相逢中当然没有上帝，也见不到英雄。“上帝死了”，被理性取代；英雄神伤，在技术和金融面前束手无策。上次相逢中中国人学到了什么？进化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不懈地坚持着发展的进化论逻辑；自由，但还不是政治的，有一点文化的，更多是经济的。这次相逢以全球冷战结束和1978年中国蛇口建特区为标志，并立即搭上了全球化加速的特快列车。悖论的是，中欧交往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广泛，而因恐惧而生的自我防卫意识或因竞争而滋长的民族主义也相与伴随，从而使这次相逢仍延续着较量关系的逻辑。属于人的，不可量化的品质被遮蔽，全球化了的各种共同危机被忽视。纠缠着我们的是某种现代化身份焦虑症：我是谁？什么能证明我是中国人？中国餐馆还是孔子学院？离家在外的我和蛰居家乡的你都在与“他者”杂处，每个人都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百年西化了的我们，丢了自家本领，即便弘扬国学蜂起，大抵是为了说辞，没见几个中国人弓身实践儒家天道（孔子学院是让外国人儒化？）；我们却也不肯承认学了别人的“体”，当下用“现代化”取代“西化”的努力治不了我们的认同危机，因为我们虽然只剩下了经济人的尺度却依然相信鬼神报应。

以时代使命超越中欧超越国界

广东是现代化的先锋，因而不能免去被百般歌颂过的世俗化之俗，经济理性之俗，财富物欲之俗，国家本位之俗。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被邀到广东，做蛇口经济特区的社会学研究，中国改革第一人袁庚告诉我说，他的理想是把特区“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十年后再见到他，听到的已经是他对自然环境和腐败的无奈慨叹。

但广东在“俗”中有“雅”，似乎悄悄地绽开着某种高贵。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食品安全、环境品质、人文艺术，这些高贵的意识在觉醒，公民们为此在行动，进行村民议事、民主选举、新农民画、住房、环保、弱势群体及劳工权益的保护。南方都市报的公民时评或《热言中国》、《开放时代》一类书刊的出版，奥一网“看得见一切”的沟通平台，广东艺术馆的学术高度和人文关怀，还有由中国和欧洲的大学、企业、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组织的中欧论坛，所有这些都体现着某种新的生存方式。精神在寂寞良久之后终于走出阴影，昭显神圣，而这一次跃跃欲试的是普通公民。这是我们在欧洲对广东的远距离感受，不同于在亢奋中争当大国的中国给世界的整体印象。全球紧密依赖的世界谁还能如过去那样单独“大国崛起”？广东的徐徐清风、细节品味令欧洲人耳目一新，重新鼓舞了理想主义者的信心。大国未必伟大，伟大总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和对人类有所奉献，经济指数上的强国无法自然过渡为伟大。

卡蓝默贺中欧论坛·中国直播室顺利进行

面对共同挑战、命运息息相关的世界无法再以分离的主权国家为单位去设计世界的治理方案，时代使命是：提升世界公民意识，展开神圣性重建，认同我们唯一的人类家园，从无限虚拟空间回到可触摸的地球，从宏大的国际公民网络回到具体行动的社区空间。中欧论坛把这一切作为自己的使命，试图在中欧对话中创新两个社会第三次相逢的模式，或许可以叫做中欧第四次相逢，或许不再是中欧之间的，而是人类各社区内部的相逢对话。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取向比一个种族的取向更高尚，那我们就不能不超越一个国家的利益，不能不重视所有的文化遗产，也就要超越历史的规定性，超出种族的属性，超出地域，超出意识形态，进入一个更宏大的空间，去体验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

怀着无限崇敬，我再次感谢霍英东先生，在他谢世前的几个月，以他深厚的生命直觉在广东的南沙接纳并主持了第一届中欧论坛。广东将创建的下一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是什么？是共同命运的生态人世界，是超越我们当下的经济世界。如果经济世界和生态世界在西方有着同一个希腊文词根-eco＝oïkos，意为“家政”和“家园”，那么我愿意说“经济的”是凡俗的，而“生态的”是神圣的。经济家政与呵护家园，第一个是在人家的层面，而第二个是在自然的层面，连接大千宇宙。人重新变得谦卑而高尚，还自然之魅。我们将修复的生态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生命和谐的世界。

率先建构共同命运的生态世界，是率先回到神圣性。生态人在共建家园中最终会找他回全人类的兄弟。

而保护生态，节约能源，食品安全，提升品质，跑步骑车，吟诗作画……都是每个人可以身体力行的小行动，大抱负。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广东做起。

于博士展示油画

于硕，法兰西研究院FAR基金会科研主任、博士、中欧论坛总监。

（奥一网郑重说明：本组系列报道只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欢迎更多的“网络公民”参与“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网上征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