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笔者认为，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另一方面，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的区别。

苏体联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中国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

中国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

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

我国改革前体制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

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入世后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