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10民间学者捎话给汪洋书记之二
专题:捎给汪洋书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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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间学者奥一网发帖回应汪帅“灌水”“拍砖”邀请,为广东发展建言献策
●奥一网“捎给汪洋书记的话”专题,已有300多万人次点击,留言达一万多
□老亨(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深商协会发起人)
[编者按]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广东主要新闻网站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引起了广泛关注。汪洋、黄华华在信中赞扬网民对广东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愿向网民“求计问策”、接受网民监督。此举得到了民间热情赞扬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介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网上征文活动,得到奥一网网民的积极回应,目前已收到一万多条“捎给汪洋书记的话”。“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成为3344万广东网民的基本共识,网上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为践行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灌水”、“拍砖”之热邀,同时顺应广大民众争当“网络公民”之热望,即日起,奥一网联合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社区论坛,推出“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之10学者捎话汪书记”大型主题活动。今日刊发第一篇,原题为《和谐之道 执两用中——就思想解放,与汪、黄二帅拉拉政治的家常》,全长1.23万字,作者为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老亨,本网有删节,现摘录如下:
二拍·思想破立
破利益垄断
树公平正义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谁来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通过思想解放,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思想解放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将会流于空谈。
——老亨
深圳今天的尴尬局面,都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社会改革”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结果。这样的思想迷信不打破,中国不但不可能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就连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也迟早会丧失殆尽。
——老亨
汪洋的思想解放动员令下达了很久,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几个场合都推荐朋友们关注这件事,但是像作家朋友丁力那样大喉大嗓地在深圳大学MBA校友年会上说“这是新近发生在南中国的最大政治事件”,窃以为还言之过早。
不是说此轮发端于南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声势还不够,声势很是够了。而是真正对此轮思想解放抱有期望的人们仍在疑惑: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谁来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通过思想解放,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思想解放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将会流于空谈。
思想解放必须有破有立
既然叫思想大解放,就必须有破有立。
仔细想来,当今中国,人人欲破之而后快的事情当属这两个:一是与权力纠缠不清的行业垄断、利益垄断必须打破。别人在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可是就有人以各种借口,揽权揽利,与民争利。准确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实际上就被终结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开始无孔不入地介入商业领域,介入商业领域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育市场,而是肆无忌惮地从市场中捞取自己的好处……
二是改革开放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思想迷信必须打破。曾几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在经济领域进行,深圳特区只能是经济特区,不能是社会特区。邓小平曾经把深圳特区与延安特区类比,遭到强烈反对,结果只能“不争论”,走一步,看一步,不计较名义上的东西,摸着石头过河,总以为摸了经济特区这个石头,就能够顺藤摸瓜,摸到下一个社会特区的门……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纯经济领域的。打破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就是教育、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修改宪法,恢复法制,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变革;打开国门,接触西方,与英美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港澳问题,件件桩桩……都是冲破藩篱的开创之举。没有这些改革相配套,纯粹的经济改革如何能得以进行?资金、技术、机器设备如何进得来?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又如何出得去?当年的蛇口不过是一个驻外企业想在内地建个工业区而已,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就连4分钱的奖金都发不了,蛇口的社会改革成就是逼出来的。蛇口模式、深圳经验雄辩地证明,任何经济改革如果没有相关社会改革相配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蛇口后来的衰落,深圳今天的尴尬局面,都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社会改革”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结果。这样的思想迷信不打破,中国不但不可能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就连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也迟早会丧失殆尽。
思想解放如何成为全民共识
“破”是为了“立”。
第三次思想解放要立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的目标如何清晰地告诉普通老百姓,并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
30年前,“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拥护邓小平,实现翻两番。在大家都同样地穷困潦倒的时候,富裕是令每个人眼睛一亮的闪光的字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能够在那个时候起到振聋发聩的效用。30年后的今天,社会财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金钱刺激已经不是一剂灵丹妙药,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金钱、财富会把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是一个“钱社会”的问题。在这个钱社会中,普通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先富起来的人如何赢得社会尊重?大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竞争才算公平合理?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建立起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价值体系……一句话,人们固然期待财富,但是公平、正义的财富伦理和财富秩序才更值得期待。
也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今天依然还处在人们所说的“三千年来之一大变局”之中。这个变局是什么?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朱元璋式的社会治理方式正在被源于西方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生存方式所取代,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饭吃、有衣穿、奔小康,都只是贫穷和温饱状态下的理想,成熟、文明的商业社会才是我们长远的目标。成熟、文明的金钱社会,并非人人都有钱,更非人人都有同样多的钱,而是拥有一套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使得有能力参与竞争的人获得大致均等的由财富金字塔底端向顶端攀爬的商业机会,使得没有竞争能力的人也能够有所养、有所教、有所乐。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下最缺失的东东。
民间智库眼中的“南粤思想解放潮”
老汪的思想解放动员令下达了很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几个场合都推荐朋友们关注这件事,但是像作家朋友丁力那样地在深圳大学MBA校友年会上说“这是新近发生在南中国的最大政治事件”,窃以为可能还言之过早。
不是说此轮发端于南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声势还不够,而是说不少人说的主要都是些“正确”的话,大家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怕一不小心就真把自己的思想给解放了。
真正对此轮思想解放抱有期望的人们也在疑惑: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谁来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通过思想解放,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思想解决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将会流于空谈。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民间智库相期许的因特虎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想凑无谓的热闹。直到汪、黄在奥一网等省内主要新闻网站以网络拜年方式问计民间,传媒中人士对因特虎的声音也多有期待时,我以为,即使自己的意见不成熟,也不应该继续明哲保身了。沉默、观望之后,是该说几句实在话了,这些话,普通老百姓想说说不出,身在其位的局内人即使想说也不方便说,那么,就由我们这些“民间主流意见人士”来说说吧,作为汪、黄拜年帖的一种回应而已,拉拉政治的家常,算是礼尚往来,算不得“砸砖”的,各位不要太认真,“汪帅”们更不要因此见责,否则您以后发什么帖,偶们都不敢捧您的场了。
三次思想大解放,这次背景大不同
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算起来已有三次之多。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十年“文革”之后。彼时间,政治动乱,经济凋敝,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也无法生存下去了,可是执政领袖还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以为凭“两个凡是”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群因良心良知而质疑教条教义、因被“批判、打倒”而猛然清醒的政治精英,在打而不倒之后站了出来,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发端,解放思想,解除束缚,拨乱反正,改弦更张,引导国家走上一条以“政治清明、人民富裕”为目标的改革开放之路。那时间,“两个凡是”挡了所有人的道,不废了它,所有事情都干不了;那时间,社会共识也空前一致: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再不能像“文革”那样乱了,老百姓应该休养生息,最起码应该有饭吃、有衣穿,总而言之一句话:“制止动乱、发展经济”;那时间,正好有一批出过国、留过洋、管过经济、信奉生产力的知识型政治精英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他们别无所求,一心一意想为国家清明人民富裕做点事情。这就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也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什么能够迅速转化为行动、进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源于本来正在顺利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意外中断。彼时间,人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并无分歧,但是因为改革开放的速度过快,利益调整的力度过大,超过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引发了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本来是可以妥善协商解决的,但是狂飙突进式的社会改革使部分人变得心浮气躁,不懂得谈判和妥协,不愿意自制和宽容,最终导致了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这次剧烈的社会冲突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开始全面清算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开历史倒车,大有重新回到十年“文革”时的势头。身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老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以南方谈话方式,为改革开放正名,挽狂澜于既倒,大快人心。是次思想解放,实质上是对死灰复燃的“文革”式意识形态的一次痛快淋漓的有力反击。反击之后,人们冰释前嫌,迅速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重新集合,重新出发。思想解放收效之快,体现在南方谈话前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相比之下,经济成就倒并不是最主要的了。
如果今次始于南粤的思想解放,可以算做是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背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前两次了。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对象很明确,很具体,思想解放的诉求也很清晰,很能达成社会共识。今次思想解放的对象就比较模糊,束缚我们思想的东西无所不在,有外在的,也有我们自身内在的,有认识到了的,也有暂时还没有认识到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是友是敌,心中没底。思想解放的诉求也不好清晰地表达。说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吧?改革开放本身已经成了有争议的话题。这种争议不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而是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人们对改革开放这样的大词,理解上已经有了不同的偏差或者偏好,因此难以就此达成一致的共识。
打个简单的比方说吧,第一次思想解放,相当于一伙穷困交加的哥们,疲于内斗,困于贫穷,于是大家商议:不要斗了,好好赚钱,发家致富。这对大家都好,于是OK,各人甩开膀子赚钱去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当于哥们儿因为利益和意气之争伤了和气,结果连发家致富也不让干了,哥们几个回过神来,发一声喊:“赚钱是硬道理”,喝退了一群迂腐的说教者。如今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相当于一群商海沉浮多年的兄弟,有的赚了钱,有的亏了本,提起赚钱,大家是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如今大家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赚钱,而是如何赚钱?赚谁的钱?谁赚钱?赚了钱如何花?如何形成永续经营?赚了钱的人和亏了本的人如何相处?尤其是单打独斗不能赚钱的时候,如何成立公司合伙赚钱?谁出本?谁占股?谁来制定商业竞争的游戏规则?谁对财富分配有最终的话事权?……,这个时候谈思想解放,如果仅以赚钱相号召,那就远远不够了。
既然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就必须有破有立。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尽现代政府最起码的道义与责任,夯实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为执政党赢得最需要的民意支持率。鼓励公益,鼓励慈善,打开由富及贵的社会通道,锤炼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重新打造一个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中国上流社会。鼓励“中立”,消除“中饱”,以中产的中庸之道,制约暴政和暴民的思维惯性。(奥一编辑注:此处删除六千余字,只保留纲要)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定义新的广东、新的深圳
岭南自古南蛮之地。广东在中国的版图上从来就是屏障,不是中心;深圳一开始就只是一块试验田,而且仅仅是块经济试验田。这种以首都为中心、以中原内陆文明为本体本位的传统眼光、传统思维,已经不可能为广东、为深圳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
近10多年来,广东淡出中国战略,深圳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固然与广东人、深圳人小富即安、不求上进有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广东价值、深圳价值没有被中央决策者真正发现、真正重视。以深圳为例,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跟深圳的城市性格、城市气质、城市理想、城市价值取向相悖的,这是导致深圳城市无法确切定位的根本原因。深圳不甘心回到不合时宜的所谓主流社会,深圳人又无法超越强势的主流价值体系独立地给自己的城市以真正卓尔不群的定位,这就是近年来深圳人徘徊、彷徨、信心游移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深圳定位不确,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将以什么姿态面对国内、面向国际,也是个新难题。改革开放之初,京粤深港的那种亲善与默契,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整个广东地区实际上处于非常痛苦的抉择之中,并且开始不由自主地甘于以偏远地区自居,不由自主地以传统的岭南思维、岭南智慧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
传统的岭南思维是不管不顾大中国,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传统的岭南智慧是京不管粤,粤不管京,京若管粤,管得好就听,管不好就忍,忍不了就反。但是今天的广东已经不是传统的岭南,今天的广东不是与大中国了无干系的化外之地,而是引领中国经济与社会国际化、现代化的先锋高地。这个先锋高地的龙头就是香港。香港的龙头地位在最近10年饱受质疑,但是看起来还是经得住考验。
2008年元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一篇题为《三城记》的署名文章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经济文化不仅成为体现全球化的典范,而且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作者为这三座城市发明了一个新词:Nylonkong (纽伦港)。文章写道: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纽伦港”也潜藏着某种能够重整旗鼓的实力。那里的人民都具备某种天赋的适应力。 三座城市都曾是或仍是大港口。作为深海港的意识是这三座城市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三座城市都对贸易敞开了大门,而贸易可以动摇已建立的秩序,并增进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纽伦港”的金融服务业的经理人员不停地在全球各地穿梭,他们继承了托斯卡纳放债者的衣钵,正是这些放债者700年前首次将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用到了极致。
文章说的是香港,但是粤、港、深事实上是一体。尤其是深圳,从开埠之日起,深港两座城市的命运就是血脉相连的。深圳+香港,深圳人叫“深港”,香港人叫“香圳”,双龙戏珠,正在演绎中国的另一极。与农业社会中、因为与游牧民族的纠缠不休而构成的北极成为传统中国的千年沉疴不同,粤、港、深代表的当代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南极正在为这个老大帝国赢得勃勃生机。在浩瀚的南海之滨,从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到开阔的珠江两岸,一种与国际对接的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正在健康生长,并且影响和辐射周边的辽阔地区。这就是老外以世界眼光为粤、港、深定的位。
我同意这样的定位,并非是说,粤、港、深已经完美无缺,而是因为这样的定位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深圳的价值,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观、深圳的价值观,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取向、深圳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不是徒唤奈何的艳赵悲歌,而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所向。只要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得以肯定,并为之不懈努力,事情就有可为。当初蛇口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可是袁庚看好蛇口,说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将来是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地方,这背后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在秦城监狱呆过5年半的老头,出狱以后大概是再也不想回到北京做高官了,他的外交官背景的世界眼光告诉他,夏威夷才是值得向往的地方,蛇口就是要建设得比夏威夷还好,他把晚年全部奉献给了蛇口,一步也舍不得离开。早期深圳的主要领导也是在荒芜之中来到深圳的,他们理想中的深南大道不是行政建制下的省道、市道,也不是皇城中的长安大道,而是新加坡等海外城市的国际大道,他们心目中的深圳没有国内的模板,他们是以世界眼光来打造深圳的,他们愿意为这样的深圳生一千次,死一千次。我在这里反复说袁庚等,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价值其实在我们心中,你向往什么,你才会看重什么。如果你能看到粤、港、深作为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文明的新一极,她就是商业时代的长安、现代社会的罗马,她具有媲美纽约、伦敦,辐射中国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你就会在这里呆得安心。
重拾特区理想,重启深圳改革,闯出一条新路
作为一个深圳主义者,我时常思考深圳为什么要搞特区。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特区”,而“特区”又仅仅是特在几条经济政策的优惠与特殊,那么,深圳的意义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层次上。这样的深圳,完全不值得海内外人士这么多年来如许殷切的关注与期待,也完全不足以吸引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来冒死相投。但是,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风向标”、特在为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尝试,那么,深圳的意义就非同小可。我认为,正是从蛇口开山炮的震耳巨响中、从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中、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拓荒者精神中、从“风中亮出自己的旗”的深圳感悟中……饱受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之苦的人们听到了春的消息,看到了梦的希望。深圳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追求财富、自由和幸福的光荣与梦想。每个投奔深圳的人都心怀一个梦,一个中国人百年未圆的富强、民主、文明之梦。深圳是这个梦重新开始的地方,深圳凝聚了这样一群追梦人,这是深圳真正的特色、魅力、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深圳之所以令当代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因此,那种视深圳特区为纯经济特区、把“深圳梦”狭隘地理解为“发财梦”、以几条经济优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区、以具体优惠政策的变更代表深圳特区的存废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具体的特区政策可以变,具体的特区范围可以变,但是在“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以前,深圳特区的方向和使命不能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梦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变成现实,她需要探索、需要尝试、需要逐渐推进、次第实现,而深圳正是各方面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赖以根植和成长的沃土与温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对深圳市的领导人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任何改革其实都是发轫于民间社会,识时务者因势利导遂成俊杰。农村改革始自安徽小岗村,素以乞讨闻名的安徽农民连乞讨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包干到户,领导者理解和顺应了这些农民的要求,并将农民们的办法加以完善后推而广之,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深圳蛇口,河对岸、海对面是如此的繁荣,这边的人们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枪林弹雨也挡不住外逃的居民,主政者审时度势开辟特区,引进外资,于是成就了深圳的一夜城。今日之广东,今日之深圳,市场经济锤炼出一个庞大的自食其力的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呼之欲出。业主维权,市民参政,社区自治,行会独立,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体良性互动……,由民间自发的社会改革与“十七大”推动的各项改革不谋而合,正所谓民意可用,此时不当机立断重启改革,更待何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后权威主义时代,毛、邓式人物俱成往事。窃以为,国家之大,情况千差万别,见解各不相同,深层次改革、社会改革尤其不可能依靠权威人物的影响力遽切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应该要跟经济改革一样,率先在条件具备、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行先试。深圳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最成熟、社会震荡最小、深层次改革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不改革、不开放则已,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圳依然是最好的试验区。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正式确认深圳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开放特区的最佳时机。
《礼记•中庸》有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倘若能以深圳为突破口,在政府财力有余之际,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安普通百姓;在先富人群有因富思贵之心的时候,引导社会风气向善求雅,以为上流榜样;在市民踊跃、群情思治的时候,巧用民间智慧、民间力量,醇化吏治,以打造社会中坚……,如此,则不仅财富新秩序可以确立,钱社会游戏规则可以建立,而且,一个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永续发展的模范新城可以脱颖而出。做到这一点,我以为不需要打打杀杀了,相反,何妨轻松一点、优雅一点、智慧一点、幽默一点,象老罗斯福总统那样反托拉斯,象英国佬那样开展绅士宪政,象蒋先生那样来个新生活运动……,我们满足了温饱,步入了小康,应该有条件来做点有趣味、有品位的事情了。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汪、黄二帅以为如何呢?
本贴在因特虎论坛、奥一网以及本人的和讯博客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为谢! 2008/2/21 深圳 老亨

资料图:老亨

老亨签名
老亨: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奥一网资深网友,《深圳青年》菁英版出品人。2001年由老亨创办的因特虎,被誉为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2004年起连续出版的《因特虎深圳报告》是中国唯一的民间版城市蓝皮书,因特虎团队因此被称为深圳民间智库;2007年,以因特虎深商俱乐部为基础成立的深圳市深商研究会,是由深圳民间发起、政府正式注册的新型商业研究组织,老亨是该会主要发起人、现任负责人,代表作有《深商的精神》。
(奥一网郑重说明:本组系列报道只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欢迎更多的“网络公民”参与“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网上征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