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不是该离开深圳，回武汉了？”看到这样要逃离深圳的表白，或许大家并不会感觉奇怪。据媒体报道，发出这一表白的人是深圳某知名企业公关部的副经理王丹，其万元的收入在深圳属于高薪，让他选择无奈离开的是高薪也无法承担的高房价。

置身于深圳的高房价背景下，王丹的个人体会绝非个例。事实上，随着《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全国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规划基本完备，相应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步伐也将加快。但从政策覆盖面看，目前政府财政力量所侧重的是低收入群体，对于王丹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尚未有政策扶持导向，这同样也给城市经济发展活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深圳持续的房价飙升，让看似高收入的中产阶层也难以承受。而近期银行利率的不断上调，更是让购房者的按揭压力激增。深圳原本领先于全国的高薪优势，在高昂的房价面前，也似有渐渐消失殆尽之势。

高薪优势消失只是表面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随之同步消失的城市发展活力。曾几何时，深圳以其海纳百川吸引四方人才而著称，并且依靠这一制度铸就的人才优势才奠定了“深圳奇迹”。但如今，过高房价只能让新进人才望而却步，类似王丹等人才的流失已经不只是个案，部分企业也有内迁至成本更低地区的冲动，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但城市间经济发展的压力却不会因此而减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失去了人才推动力的深圳，同样将会失去城市发展的竞争力。

事实上，由政府提供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属于稳定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举措，能够让低收入群体获得相对稳定和体面的基本生活保障。但是这样的保障举措属于救济属性，也就是以政府财政单方面的付出和给予，来实现社会稳定秩序。与之不同的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状况能否实现稳定和便利，则具备明显的双向特征：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向好，房价快速上涨会超出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承受力，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实现他们的居住愿望；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倾斜能够换来中产阶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居住信心，并且通过人才的竞争作用来实现城市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后者将给政府财政带来更加充裕的税源，可谓是起到相互反哺促进的积极效应。因此，如果针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保障政策能够及时、有效地实施，对于政府财政而言，绝不仅仅是付出，更意味着收获，可以为政府其他保障职能提供经济动力来源。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选择畸高价格下的房地产繁荣还是选择持久的城市发展动力，表面看来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地通过产业联系的带动作用，迅速拉动经济增长数据，但同时房价飙升带来的是饮鸩止渴般的负面效应；而后者则更像是温吞水一般，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城市发展的活力，需要给予更多的耐心与等待。两者间该如何抉择呢？事实上，纽约、东京、香港等城市都是房价高企的地区，但是他们的城市竞争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房价不能在短期内非理性暴涨，二是收入与房价上涨要成比例。唯有在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理性平衡，这也才是考验城市经济管理者智慧的重点所在。

□马红漫（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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