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成了天然的羊圈

信手拈来的屋墙

在这里，长城充分实现了作为“墙”的各种用途：院墙、牲口棚墙……

“这就是长城。”７１岁的刘汉生打开院门，走向斜对面一片黄土夯成的墙体建筑，在一个用于贮存干羊粪的圈棚前停下，手指着这个低矮棚子的后墙，阴暗的光线下，除了隐约可以看出与两边墙体之间的色差，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面“土墙”就是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创造出的建筑史上的奇迹。与圈棚隔着一条土道是刘汉生家院子的侧墙，墙的底部，一块明显不同于墙体颜色的１米多厚的黄土“残石”从院墙中突出一截，“原来是长城上的一个墩子，后来起屋的时候就把它用作屋墙的一块了。”

在甘肃永昌县城关镇金川西村，几乎每户村民家中都有类似刘汉生家这样将长城“信手拈来”的屋墙。村民们对长城充分加以“利用”，所盖的房子多依长城而建，“起码可以少盖一堵墙。”在这里，长城充分实现了作为“墙”的各种用途：院墙、屋墙、牲口棚墙，甚至厕所墙……这个大山中的村子，如今已经完全将千百年前古人用于防御外敌的浩大军事工程，拆分融入到了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中。对于长城，村民们除了大多在这几年才知道它的“学名”外，对于把房子盖在长城上，似乎也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当时我们家的房子盖的时候缺土方，还曾经走过好几里地挖长城的土回来用。主要是因为穷，另外也图方便。”说起家里屋墙的建筑经过，刘汉生很实诚。

金川西村位于金川河畔，北侧是绵延不绝的群山，长城在这里以山为屏障依山而筑，依靠山体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长城的修筑自秦始皇时代，已经确定了“因地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司马迁将之写入《史记》之中。此后，每个朝代修筑长城均按此进行。永昌县境内的汉明长城约８０公里，与民勤相连的东段长城，由于大部分墙段地处荒滩，自然风化剥蚀较严重，长城多残破不完整。从金川西村以西７公里的一段，长城沿着群山一直向峡谷中的空旷地带毛卜喇村绵延。由于有了山的自然屏障，这段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初建，明朝时加以补建的长城，大部分的墙体均保存较为完整连贯。

汉朝在汉武帝时，骠骑将军大败匈奴之后，为了巩固河西，保护“使者相望于道”的西域通道免遭北方匈奴的袭扰，在河西走廊北侧修筑长城。永昌便处在河西走廊最狭窄险要的“蜂腰地带”。

明朝经过“土木之变”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视为当务之急。

永昌乃至整个河西走廊明长城及其防务属甘肃镇。明代为防备蒙古旧族（俗称鞑靼）的侵扰，对永昌境内的汉长城加以补建，从而形成了目前永昌境内保存下来的大部分长城。

不过，长城在历史上用来作为抵御异族的军事防备系统的这些重要功能，在今天似乎已经完全从当地人的概念中消失，只能从一些当地人的讲述中隐约找到一些历史的影子。“按照老辈人的说法，以前，土墙的里边（南边）是种地的汉人，外面（北边）是赶牲口的蒙古人，那时候，蒙古人的牲口常常到汉人的田地里吃庄稼，为了保护庄稼，才搭了这么个土墙。”在金川西村西边的毛卜喇村，牧羊人李生富和村里大多是都不知道“土墙”来自什么年代。这个仅有３００多口人的村子，大部分都靠种植长城两边的麦田和养羊生活，由于长城正好分割开了田地，为了穿过田地，村民们在墙体上挖了几个口子用于人和羊的穿行。

那场火热的运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农民组成的“平田整地专业队”在长城上挖出数条通道

虽然令人悲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和伤害，永昌县境内这些“挡牲口的墙”今天的保存状况也许会好上很多。

根据目前学界对长城破坏因素的分类，风蚀、雨蚀、打雷、地震等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本身对长城的破坏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而百姓为生产生活而进行的拆墙行为以及交通建设等属于非不可抗力的人为因素。永昌县内从毛卜喇村到金川西村目前保存完好的这段长城，位于群山环抱而形成的峡谷之中，由于山体为长城阻挡了部分的风力，加上气候较为干旱，不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因此自然因素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在沿线无人居住的峡谷中，长城的墙体保存得相当完整。在金川西村以东的一些长城遗址上，竟然保存着城墙上方的边墙，城墙的顶部也较此前各段长城“宽敞“许多。不过城墙上的一处墩台，由于修路，已经坍塌而不可见原貌。

按照当地文化局副局长刘峰三的说法，解放以前，永昌的这些长城无人照管，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什么人管，也没什么大的人为破坏。”解放初期，长城沿线的农民在长城脚下随意开荒造田、取土挖沙、建房修渠，使得不少原来保存较为完整的长城段坍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全县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劳动活动，由于沿线村民的文物保护观念淡薄，在这场火热的劳动中，金川西村和邻近各村的农民组成了一支“平田整地专业队”，在今天城关镇金川西村的长城上横挖出了数条通道，沿着村子的这段长城便基本上变得支离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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