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房屋市场上，城中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所提供的廉价出租屋，为大量外来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较低的进入门槛。除了在城中村，靠租房过日子的低收入者很难在深圳其他地方找到月租仅数百元的廉价房源。可是，伴随着房屋买卖价格的不断攀升，作为廉租房源的城中村，其房屋租金也正“与时俱进”。因一场煤气爆炸事故而“曝光”的十多个外来打工人员共挤在一间逼仄出租屋的奇景，只是目前深圳市受房租困扰者所面临压力的一个缩影。

趋利避害，是动物天性；规避风险，是人的本能。吊诡的是，化解因为高房租带来的生存压力，却需要他们付出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的代价。一边是不断攀升的房租，一边是不断探底的低收入者的生存底线。化解这种相互悖离的生存逻辑，要求政府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感觉必须有着最敏锐的体认。

而建立这种体认，有赖于下列两个设问的圆满回答：

其一，廉价出租屋不廉价，是否存在不合理因素？

毫无疑问，出租屋作为商品，其租金的涨与跌主要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但如果说随着楼市价格的不断攀升，租赁市场的价格上涨是一种必然，那么低收入者的收入总是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则很难说是理所当然的。

此前有报道显示，对于深圳市城中村房租的普遍上涨，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表示，这可能跟城中村改造有关，一是改造后环境得到改善、“商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其价格自然上涨；二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拆除了一些老房子，这样就造成了出租屋总体数量上减少，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而在这些因素之外，那些整体环境、房屋硬件并无多大改善的出租屋也被房东也大肆加价，所谓“市场的刚性需求”，显然难以一语道破个中奥妙。不妨设想，如果政府担负起更大的调控职能，譬如使出台的房屋租金指导价格更合理化、更具指导意义，把涨价完全是中低收入人群与房东的博弈，部分变为政府与房东的博弈，那么，一些出租屋的涨价还会那么“欢快”吗？

其二，深圳的低收入者到哪里找廉价出租屋？

深圳是离不开外来打工者的城市，政府保障他们权益的必要性无须赘言，房租不断逼迫承租者能够接受的底线，城市就丧失了容纳这些人的必要条件。

在规划部门来说，在编制城市规划、实施城中村改造之时，如何使土地得到更高的利用、住房面积得到增加是他们的首要考虑，但是写字楼、商业以及中高档住宅供应面积的增加，是否就必然导致廉租房供应的减少，而这种“此消彼长”也是合理的？——有数据显示，单是福田区，该区每年新增35万－107万平方米租赁房源，但同时约使50万低收入人群失去廉租房。防止楼市的产品结构在向中高档攀升的同时低档产品却严重缺位，使档次比例能够达至合理配置，应当是规划部门的努力方向。

目前正试行的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模式，即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提供直接的、免费的租赁信息，或者对所有成片出租的业主采取打包、统一出租，无疑是将出租屋市场引向规范化的必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目前正研究的“租赁证”制度，则规定对出租屋租赁设置准入门槛。从中可以看出，管理部门有意赋予房东新的义务。然而，前日本地有媒体报道“七成出租屋未缴租赁税”，这些税金实际上基本被摊到承租户的头上，如何防止房东将这些成本转嫁到承租者身上，成为房租的不合理构成，考验着政府的责任心是否足够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