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参加汉渝公路拓宽建设，在工地遭炮震而落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伴随着陈克都40年，他最终在正月十八日凌晨5时毫无征兆地死亡。由于家境贫寒、负债累累，家人四处借钱才将陈克都勉强安葬。和他一样，达州渠县昔日参工的2500名工人等待了38年的工资依然遥遥无期。

１９６６年，四川达州渠县２５００名农民被组成一个代号三六○二的特别工程处，办好户口和粮食转移手续，参加汉渝公路罗文至官渡段的拓宽改造工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武斗”升级，他们在完成五座大桥和绝大部分路面拓宽工程后，在一年多工资尚未发放的情况下，最终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被强制遣送回家。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返乡之后，他们“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不仅脱农转工的梦想就此中断，这２５００个家庭还因为权利的部分被剥夺而迅速陷入了悲惨命运的泥潭。

过去的３８年，已经有近７００人陆续死去，而剩下的１８３０多名工人也都年过花甲，大都鬓渐霜雪。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就陆续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四川省交通厅等地申诉遭遇，要求追回工资、恢复名誉。每一次申诉，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应，但每一次，总会有部门负责人让他们等待。他们仿佛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很多人的晚年时光都消耗于此。他们一次次地变卖粮食，凑钱申诉，整整３８年。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亮四川达州报道

07年4月7日，达州渠县的几名3602工程处老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再次上访

陈克都之死

邻居折身回屋，把屋里的３００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丈夫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这是正月十八日凌晨近５点。西安至贵阳的列车刚从村后经过，渠县临巴镇偏崖村斜卧在华蓥山麓，夜色笼罩、一片静寂。周延华那６岁的小孙子又尿床了，她翻身起床，为孙子换了被单。列车离站的鸣笛声似乎攫住了她，随着单调的金属撞击声渐渐远去，她才慢慢定下神来，在一片静寂中，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没有听到楼下丈夫陈克都那习惯性的鼾声。

就在前一天，她还和丈夫上了街。早上６点多，陈克都就起了床，表示要到临巴镇赶集去。周延华知道，丈夫是想去问三六○二工程工钱的事情。为了此事，这些年他到临巴镇打听消息已经好几十次了，而且还和昔日的工友们凑钱到过达州数次，今年以来，陈克都对此事特别活跃，去临巴镇也变得频繁。看着陈克都身子骨不好，她不放心，就陪着他一起上了街。

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陈克都依然是失望而归。８里路的铁轨，夫妻俩静静地走了近两个小时，也没说几句话。回到村后，周延华就直接去了学校看孙子，而陈克都则独自回了家。在他们分手的路口，周延华还立了好一会儿，看着丈夫拄着拐杖，踩着细小的步子缓慢地移动，她的胸口一阵心酸。１９６８年２月，丈夫从万源工地回来，完婚呆了十天不到就赶回了工地，当他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看着丈夫虚弱的背影，她提心吊胆，已经持续了整整３８年。

家里没有电视，他们晚上８点左右就上床睡觉。陈克都睡在底楼，周延华陪孙子睡楼上。此前陈克都就经常失眠，这一次，周延华以为是丈夫失眠，就穿着拖鞋下楼来，准备陪他说说话。屋子一片死寂，她伸手一摸，发现陈克都没有动静，便使劲摇他的头，仍然没有丝毫反应，她猛然意识到出大事了，就赶紧打开了大门，呼叫隔壁的二弟，“陈述全！陈述全！你哥哥不对了。”村子里响起落气炮时，陈克都在重庆打工的儿子陈绍高正准备起床上班。前一天下午１点左右，他刚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三分钟的通话，父亲表示“身体还行”。陈绍高没有想到，１８个小时之后，他的父亲就死了。邻居陈友新在电话里还特别叮嘱“你赶紧带些钱回来，尸体停在堂屋，一分钱都没有”。

春节刚过，村子的小孩子偶尔还放几声鞭炮，但凌晨５点多的鞭炮声，没有人再觉得这是小孩子在玩。雷传碧是周延华的邻居，寡居多年，意识到有人死了，她就起了床，刚开门不久，周延华就上了她的门。看到周延华止不住的泪水，雷传碧就全明白了，“妹儿，你莫哭了”，她折身回屋，把屋里的３００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

在重庆打工的独生儿子一时还无法回来，周延华只能去向村委求助。离开雷传碧家后，她就直接去找村委副主任陈芝勇，她平时叫他侄儿，她的侄儿正在陪同镇领导收合作医疗的费用，并且，陈芝勇表示村里的开支他还做不了主。

周延华就一路哭到村主任陈良富家旁，在公路边一直哭。过了好一阵子，陈良富看到了她，“村里面没有钱，要等到救济款下来了才有”，陈良富后来在全村组织了一次募捐，募集了２００块。

三六○二工程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被遣送回家。返乡后，这批工人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昔日给他们带去希望的三六○二工程处，成为了渠县远近闻名的“垮六○二”

事实上，陈克都生前一直都在等待着一笔钱，除了等待那笔钱，他一直在念叨的，还有当上工人吃商品粮的命运。但这一切，都因为４０年前的一场运动而发生了改变。

１９６６年，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东北某重要工业基地要迁往四川大巴山地区。大巴山地区的２１０国道，特别是万源辖区公路地形险恶、狭窄，无法适应转迁的运输能力。为了转迁的急需，中央投资，四川省交通厅承办公路加宽改造工程。四川省交通厅随即与达县（现在的达州）专员公署成立指挥部，组织动员劳动力。渠县招来的２５００名工人后来组成了一个特别工程处，代号叫做三六○二，专门负责万源辖区罗文到官渡的公路拓宽和桥梁建设工程。

当时，渠县招工队的第一负责人是达县养路总段工会主席郝从勋。渠县每个区一个招工组，负责渠县临巴镇招工组的是姚松祥，此前他是省属开江养路段杨家大梁的道班班长。

据姚松祥介绍，１９６６年秋，达县养路总段政治处主任吴中培专门召集各招工组成员，做了动员大会，表示“我们去万源，是向山要路，向河要路！”，要把招工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当年１０月１０日左右，姚松祥只用了６天时间就在临巴镇完成了２４０人的招工任务，而陈克都是他亲手招进来的，“小伙子当时蛮精神”。

当时，这２５００人全部转了粮食手续，发放了粮食证——这意味着他们完成了农转非。从此，他们在工地上就可以享受每个月４５斤的粮食供应——这是按照重体力标准配给的，其时，国家干部仅有３２斤的标准供应。除此之外，他们每个月工资２８元。

当时，四川省运输公司４５队的十多辆车，将渠县２５００人直接拉到了万源的包家河桥。在那里，四川省交通厅从成都已经调拨了大量的安全带、安全帽、工人制服等一系列装备，渠县的２５００人一到就开了工。

万源地处大巴山腹地，山高崖陡，特别困难的地方在于，很多山都是倒金字塔式，下窄上宽，下面要动一点土，上面就要下来一大方。由于渠县人多地少，是有名的“稀饭县”，很多人在家乡吃不饱饭，尽管工程艰苦，他们心底却是很高兴。据昔日的工人表示，他们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农转工机会，除了加紧工程进度，他们也丝毫未敢懈怠政治学习，天天要跑早操，要诵读毛主席语录以及“老三篇”。

陈克都当时被分配到２队４排１３班，家住临巴溪口村１社的邓锡昌是他当时一个班的工友。据邓锡昌透露，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４月的某天，正当中午收工之时，工地放炮，而陈克都走路拖沓，落在后面，他目睹陈克都被击倒，应该是飞石击中了身体。

胡恩元是当时２队４排的伙食团团长。他表示，陈克都受伤之后，工人继续上班，每次都是他将陈克都带到万源去弄药。后来陈克都有些半疯不癫，痴痴呆呆，工地上他谁都不怕，只听胡恩元一个人的，“当时他们骗他，说我会武功，所以陈克都在我面前很规矩”，胡恩元回忆说，虽然陈克都受了伤，偶尔看病也缺席工地，但其他待遇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次工地受伤固然很严重地影响到了陈克都余生的幸福，但命运更大的转折还在后头。对于三六○二工程处的２５００人来说，真正的命运转折是在１９６９年。１９６７年２月，上海工人的“夺权风暴”开始蔓延全国。１９６９年２月起，受到“文革”持续“武斗”的影响，三六○二工程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在部分工资尚未发放，且未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被遣送回家。据几十位工人证实，返乡后，这批工人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昔日给他们带去希望的三六○二工程处，成为了渠县远近闻名的“垮六○二”。

要钱之困

从临巴坐车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如果当天不住宿，来回车费要花３４块。中午的那顿饭，叫了一碗稀饭，一块钱。去年渠县的苞谷６毛２一斤，就算这３５块钱，周延华表示，也是陈克都卖掉６０斤苞谷凑的。那一次，他们换来了一个名字登记从这一刻起，陈克都昔日的梦想，离开黄土地吃商品粮的希望，就成为了缠绕他余生的幻影。他等待了３８年，梦想拿回未发的工资，重返工地当工人，但，这是他至死都没有等到的希望。

由于他脑部和身体受伤，回到家乡后，他根本无法参加体力劳动。据周延华介绍，陈克都刚回来的一年多，病情严重，全靠躺在临巴医院养伤才缓过气来。当年护理他的医生余立忠已在２００１年去世，无从确证陈克都当年的病情。不过据多位村民介绍，陈克都有些痴呆，没怎么见他干过活，连小孙子都不怕他，还经常“打”他。

由于陈克都既不能劳动，又常年靠着药物维持身体，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家庭越发艰难。而陈克都作为一家之长，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希冀于昔日的工资。他一次次地往昔日工友家里跑，打听情况。

就在他临死前一天，他还专门赶到了临巴镇上。他拄着一个拐杖，胡恩元的妻子唐银珍老远就看见了他，衣服扣子都没扣，脏兮兮的，径直就进了胡恩元家。

“老胡啊，我们这个钱啥时候能够下来哟？”“快了！王书记说的是３月中旬。”“我们现在恼火哟，莫得钱弄药。”近些年，陈克都来胡恩元家就好几十次了，唐银珍回忆说，每次都是这样，两句问话后，双方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习惯了，胡恩元全家一般也懒得理他，“他不想走”，他会在胡恩元家独自坐上一个多小时，然后，又独自慢吞吞回去。

胡恩元所说的王书记，指的是渠县的政法委副书记王进旭。由于没路费，陈克都要钱，通常止步于临巴镇。

少数几次，陈克都和他的一些工友，也曾凑钱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前身就是达县养路总段）去过。陈克都生前最后一次去达州是在去年５月２８日。当时工友一共１５人，每人生活费路费自备，另外都交了１０块钱，以备万一的住宿费用。从临巴坐车到渠县，６块车费；渠县搭摩托车到火车站，２块车费；赶火车到达州，８块车费；坐一块钱公交车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如果当天不住宿，来回车费要花３４块。陈克都的工友杨国鼎回忆，中午的那顿饭，他和陈克都只是叫了一碗稀饭，一块钱，没有啃馒头，胡恩元等人则是吃的３块５一碗的面条。去年渠县的苞谷６毛２一斤，就算这３５块钱，周延华表示，也是陈克都卖掉６０斤苞谷凑的。那一次，他们换来了一个名字登记。据胡恩元等工人回忆，达州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张苏华表示将向上头反映情况，让回家等消息。末了，还补充了一句：“有事情，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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