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精华文章·口述史之七
重温改革先驱历史再举思想解放旗帜
■任仲夷口述广东改革开放历程


前言
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特别在主政南粤的5年里,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至2004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卢荻曾多次访问任老;2001年1月至2005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关山也曾多次访问任老。两位同志根据访问记录及相关文件材料整理成文后,曾经任老亲自修改审定。在访谈中,任老详细谈到了反对“两个凡是”、率先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始末;深情回顾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谈了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是是非非。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报经卢荻、关山二位同志的同意,首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些访谈。在当前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以及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形势下,重温任老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率先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获小平赞赏
任仲夷认为自己思想解放以及曾向中央提出搞特区可能是执掌祖国南大门的原由

1984年2月,任仲夷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广州地区春节军民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上台向演员祝贺。梁伯权摄
我当时(反对“两个凡是”)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
(赴任广东前夕)
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辽宁始与小平直接接触
关山: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到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山:您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仲夷:是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1978年6月2日)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火车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坚持真理反对“两个凡是”
关山: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仲夷: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山: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点燃思想解放之火
卢荻: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听说他曾继在广州、成都之后点了第三把火。
任仲夷:是的。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中央挑选我执掌南大门
关山: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卢荻:你来广东上任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你和梁灵光同志,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仲夷:1980年10月,有一天,胡耀邦总书记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下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同志接替他们。我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日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先后接见了我们,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帅叮嘱重视团结问题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我和灵光同志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我们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帅,是希望我们到广东之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帅紧紧握住我和灵光同志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我明白叶帅这一番话的含义。(上世纪)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我和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叶帅信赖地看着我们,亲切地笑了笑,“这样我就放心了。”
小平要求搞好特区建设
紧接着,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和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的是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的裸体画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常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胡耀邦要我“审势治粤”
改天,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广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你们犯错误,国务院负责”后来,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我和灵光同志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下转AA36版)